郭树清经常阅读投资者来信 并对部分做出回复

银财常熟：“五一”节假期，私募基金人士吴君亮收到了证监会工作人员转达的郭树清的谢意。不久前，他致函这位证监会主席，建议发展独立的第三方股票估值机构。

吴君亮已是第二次收到郭树清的反馈。上一次他翻译的一篇关于巴菲特分红问题的文章引起了郭树清注意，后者专门批示并要求工作人员向吴君亮转达。

但身为深圳君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CEO的吴君亮，更关注证监会的改革如何与促进市场机制的自发生长“相互兼容”。

证监会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微博）》，郭树清经常阅读投资者来信，并对其中一些作出回复。过去的半年内，随着改革涉及的范畴越来越宽，郭树清收到的各方意见越来越多，谈的问题也日益深入和复杂。

刚过去的“五一”节前，资本市场措施纷呈，也被视为郭树清推行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4月27日，证监会降低期货交易手续费；28日，证监会正式公布新股发行改革指导意见；29日，沪深两大交易所同时发布主板及中小板退市方案征求意见稿；30日，证监会降低A股交易的相关收费标准。这一套组合拳的连续发力，对整个市场制度的完善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股市“顶层设计”

自去年11月郭树清到任开始，证监会从办公厅到各个职能部门都异常忙碌。3月份两会期间实行新股首日限价政策，接着对外发布处级以上干部轮岗的消息。4月初的清明假期刚刚公布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征求意见稿，4月下旬就开始汇总意见和分步落实。紧接着的“五一”假期又宣布降低沪深交易所规费，同时严厉的主板退市制度也浮出水面。5月上旬，业界又将关注由证券业协会举办的“券商创新大会”。

节目预告单上更是好戏连台：中小企业私募债、转融通、国债期货……

证监会“高举高打”背后，是高层证监官员与投资者和证券业界的密集对话。郭树清分别在杭州和广州与券商营业部的普通投资者交流。证券业协会下属各个委员会举行的座谈会让券商高管们应接不暇，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也亲自到上海和深圳调研，随同而来的司局级干部则更多。过去一件事情讨论两三年没有结果，推出时也小心翼翼，先试点再铺开；现在，业界上个月提的建议，这个月就已经写进了正式的文件。券商高层过去对一些创新产品想都不敢想，现在却只恨自己的金融工程人才不敷使用。

作为国家体改委出身的金融高官，郭树清的上述改革和创新举措可以归结为两条线：一是淡化行政管制，二是优化市场结构。前者是当下的重点，包括IPO审批以信息披露为中心、明确退市标准和恢复上市的审核时限、各项行政审批透明化，旨在放权给市场，同时证监会一定程度上超然于“市”外，受利益博弈和权力寻租的影响也更小。优化市场结构则是长期的目标，其主要的考量是改善投资者结构、提高上市公司水平、丰富投资品种和建立市场自发的均衡调节机制。

淡化行政审批这条线需要有顶层设计，且牵扯的是包括证监会、发改委和央行在内的多个部委。而优化市场结构，则更多依赖于市场自身的生长。问题是，20年前脱胎于计划体制，20年来又受到高度管制的证券市场，仍然是一个柔弱的婴孩。

“无为监管”是理想

业内人士注意到一个细节，在证监会发行部和创业板部主导的发行体制改革中，开始频繁提到境外市场的例子。比如Facebook在纳斯达克（微博）的上市进程就被密切关注，不仅办公厅组织过媒体座谈，发行部在最近一次的保荐代表人培训中也提到了Facebook，鼓励借鉴其招股书对风险因素的披露。

郭树清自己也在系统内部会议中提到美国的监管模式——并非没有上市审批，只是不做价值判断，但是合规性的审查可能比A股还要严格。

郭树清认为，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走的是强化监管的道路，但是中国的监管部门却仍然是管制过多，市场机制受到严重的遏制，因此淡化行政权力势在必行。但是对于投资者不确定的公开市场，监管部门不可能放弃守望者的角色，否则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就必然爆发。

经济学家华生（微博）在近期的一篇长文中考察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微博）的上市标准，指出美国的上市门槛并不低，问题在于这种门槛是显性的。因此监管者的权力大小是一个问题，权力是否公开透明，则是另一个问题，并且可能还更重要。

未来证监会即使如副主席庄心一最近所言，做足减法，行政权力在市场运行合理的地方退出，也仍将保留承担相当重要的监管职责。但这些职责的履行必须依据显性的规则，其过程也应当保持高度的透明。

在核心的IPO发行审核中，证监会下一步将在收到申请材料时即公开。在退市制度方面，交易所也显著增加了量化标准和透明度。正如一位证监会高层所言：“什么时候没人来找我打招呼了，就说明我们的改革彻底了。”

美国：散户入市有门槛

郭树清在多个场合提到价值投资，提倡投资蓝筹股的理念。相比于他有关发行改革的言论引起的强烈反响，这件事情得到的却不全是正面的评价。投资者心里有自己的现实逻辑：炒新炒差风险高但也有超额收益作为补偿，蓝筹股却既不分红也没有资本利得，只有随着漫漫熊市磨损投资者所有的耐心与信心。

更令郭树清不解的是市场的种种误读。比如鼓励上市公司建立分红机制被误读为“强制分红”，以及低收入群体不宜投资股市也被认为是一种歧视。

纽交所负责上市业务的执行副总裁卡特勒（Scott Cutler）近日对本报记者表示，美国的个人投资者要直接买卖股票，必须符合金融资产超过100万美元或2年内薪金收入超过25万美元等条件。另外，这些投资者对那些小公司的IPO一点不买账，他们更愿意投资那些知名的大公司。

在中国市场，大量的散户参与IPO，却让监管者头痛。从某种意义上说，散户虽然不能直接参与新股定价，却通过炒新间接影响了一级市场的价格形成。即使一级市场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到了二级市场一样能被炒成天价。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证监会和沪深交易所采取了高压政策。一方面在询价过程中对发行人和中介机构加强了信息披露要求，另一方面在二级市场限制首日涨幅。如果IPO定价还是明显有利于发行人而不是投资者的话，带有行政色彩的措施或许也情有可原，但这只能是过渡性措施。

对此华生指出，问题的根子仍然在市场的价格结构问题：蓝筹股缺乏并购条件，价格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小盘股却因为重组借壳而拥有高溢价。他呼吁建立更市场化的再融资机制，盘活蓝筹股，另一方面杜绝借壳重组。

从长远来看，投资者结构的改善和中介机构的发展同样重要。

“证监会不应当只做风险提示，更重要的是完善股市的结构。价值投资需要一个参照的标准，但是国内这类客观的指标还是不多，而且价值投资所依赖的高质量的信息来源也很匮乏。”吴君亮对记者说。他建议证监会应积极发展独立的第三方股票估值机构，为价值投资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