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历代首富沉浮录：打开千年财富密钥 看看你符合不？

贩卖很赚钱，不仅现在如此，五千年来都是如此。利润都在通道手中，仔细审视“贩卖为王”这一重要的现代商业理念，中国几千年来似乎都没有过根本性的变化。细数历代的富商大贾，竟然也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者。有实力的贩卖者对生产者压价，对购买者抬价，利润远高于生产，擅长低买高卖的投机买卖者成为真正的财富主宰，最大的利润掌握在“通道”手中。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第一个提到的具有传奇经历的著名商人，就是曾经帮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又在位极人臣之时急流勇退下海行商的范蠡，《史记》就说他“候时转物”，即根据季节、时令变化转运不同的商品，低买高卖。

尽管历史记载范蠡从事的产业主要是农耕和养殖业，但其重要的商业思想却源自他从事的季节性长途贩运，其中一个著名的经商理念就是“待乏”。 所谓“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夏季的时候要储备皮货，冬季的时候要囤积薄纱，旱天购买舟船，天涝购买车辆，一切都需要提前准备，等待货物缺乏的时候，就可获百倍千倍之利。

另一个靠贩卖成为富豪的商人，名气也颇为响亮，他就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正是贱买贵卖的意思。据说子贡游走于各国诸侯之间，贩卖的商品是珠宝，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满城皆是“游闲公子”：在商品经济还并没有真正发达的春秋时代，商人就已经靠贩卖商品成为巨富，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通过长途贩运和商品贸易致富就更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然，要使其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商人最重要的致富途径，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中国历史上虽然战乱不少，但大部分时期都处于相对统一的状态，于是也就拥有了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为各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基础条件。这与欧洲中世纪之前封建分割、自给自足的地方领主经济全然不同；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商业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签约作者王俞现，在其作品《中国商帮600年》中谈到山西商帮在明朝萌芽的真正原因时就认为：明代盐政或者屯田制，充其量是古时汲水用的那个辘轳和绳索，尽管不可或缺，但牵引绳索的那股无以触摸、只能感知的无形力量以交通便利和长途贸易为支撑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以及丝茶与白银贸易在国内外的流转，才是最终导致商帮兴起的真正原因。

其次，自秦始皇统一货币之后，铜钱的规格和形状被固定下来，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但铜钱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笨重。随着商品交换的空前发展，在宋代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一方面这说明长距离大规模的贸易流通异常活跃；另一方面，这种货币创新也极大地方便了商品交换，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贸易流通领域的发展。

最后，“贩卖为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要追溯到绵延千年的集权制度上了。中国历史早期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在其他领域成就斐然的巨商，盐铁就是很好的工商合营产业，其

原料得自天然，有垄断经营的优势，从业者一面自制商品，一面进行贩售。但这种百姓赖以生存的资源从管仲之后就开始了国有经营的传统，到汉武帝时期更达到全面的国有垄断，目的无非是通过对这两种基本资源的占有掌握经济命脉，巩固中央集权的绝对地位。

吴晓波(微博)在他的新作《浩荡两千年》中就认为，管仲事实上是将盐铁的专卖看成“间接税”或者说是“变相的人头税”因为盐铁的不可或缺性，国家通过对之控制，实际上对每一个人变相地征收了赋税，而在表面上，民众似乎没有纳税。这种巧妙曲折的治国理念一直延续数千年，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在经济制度上的最大差异所在。

制造业所需的资源都掌握在国家的手中，商人当然没有发挥的空间，于是流通领域的低买高卖就成了更容易致富的方法。因此，即使是在中国商人获得短暂自由发展的西汉初年，《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靠冶铁致富的魏国大梁人孔氏，也是在致富后投身长途贩卖业，带着成队的车马，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各国由于他的商业活动而受益，人们称呼他为“游闲公子”。

土地生金：胡润研究院与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中，面对面地访问了全国18个重点城市的千万元级别以上的高净值人群，他们平均年龄在39岁左右，其中四分之一是靠地产致富，而全球富豪从事地产行业的只有不到十分之一。

一个私人拥有房屋产权只有70年的国家，房地产却成为整个经济社会中最容易赚钱的行业，当然不是偶然。那些代表家庭和安全感，进而代表财富和权力的房屋，正是两千年来农耕社会所传承的对土地和房产的特殊情结。

“大地主”岳飞：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土地。我们几千年来生活冲撞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土地资源的你争我抢。可见，土地乃是人类永不可磨灭的财富，但土地的供给却难以在短期内扩大，因此，土地在财富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经统计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作为富豪榜上六位中国人之一，成吉思汗的名字赫然在列。在对他的介绍中，职业是侵略者，资产为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财富用占领的土地来衡量的话，成吉思汗恐怕是从未有过的世界最富有的人，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联合不和的蒙古部落，然后开始占领了将近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现在的中国、伊朗、伊拉克、缅甸、越南和大部分的朝鲜、俄罗斯。成吉思汗，他名字代表的含义就是“世界统治者”。对统治者来说，土地就是他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而对普通人来说，土地和房产是保值增值功能最为明显的资产，也是最好的可传承资产。

岳飞生前不但善于打仗，还精于买房产。宋高宗因忌恨他阻拦自己与大金议和，将其杀害。宋孝宗上任后，为其平反，凡是有真凭实据的房产全部返还给了岳飞的子孙。户部调查后，写过一份报告：“岳飞田七顷，八十八亩一角一步??”用今天的计量单位换算，岳飞光在江西就有“房屋498间、田地2300亩，出租的土地，一年纯收租不低于11万斤。加上皇帝的巨额赏赐、杭州的别墅、高达48万元的月薪??”简直是名副其实的富翁。岳飞二十岁从军，四十岁受害，可谓戎马一生，尽管身后再多的产业也无福消受，但这些实实在在的不动产还是安全地留给了自己的子孙。

超越金银的保值功能：几千年前，人们就知道土地的保值增值功能要强过金银。原因很简单，金银就是一块金属，放久了能不磨损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谈得上增值？土地就不同，不管是租给人耕种，还是建好房子租给别人居住，都可以产生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土地本身的买卖交易也很方便，几乎没有卖不出去的可能(除非是战乱年代)。

土地就像一台永动机、摇钱树，只要拥有，便可一直得利。而且买卖土地的风险，比买卖股票基金小多了。股票基金都是被人为包装过的，而且未来会如何，很难有人预测得准。但土地就不一样了，哪怕是不识字的农妇，也可以轻松地判断出一块土地的好坏，或者一处房屋的优劣。所以直到民国时期，很多城镇妇女一旦有了点钱，就会在附近买块地租出去耕

种。现代，城市中买很多房子出租赚钱的人也不在少数，而且这种投资操作的难度之低，只要有钱几乎人人会做。正是因为这种金银和珠宝都无法替代的财富保全与传承作用，土地和房产对财富积累的意义才尤其重要。

历史上为加强中央集权，都是将农业经济放在宏观政策的主导地位。社会要稳定发展，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之所以“重农”之余还要“抑商”，就是因为统治阶层认为，作为副业的工商业的发展会冲击主业的发展。特别是富商大贾力量的膨胀，恰恰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冲突。这其中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会渐渐发现“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纷纷跑去做买卖，没人种地了；更重要的是因为那些靠经商发了大财的人，为了守住自己的财富都去买土地、建房子，把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夺了去，致使农民流离失所，破坏社会稳定。

可商人没有地位，只能靠拥有土地和房产给自己更多安全感。这就是司马迁所谓的“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吴晓波认为，司马迁意识到了工商产业的高营利性特征，同时也发现其中的不确定性，他对土地价值的“终极认同”，表明在很早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将土地视为一种“类货币”。

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写道：“司马迁之观念如是，秦汉间大多数人士之观念亦如是，甚至由于秦汉以至于今日，中国大多数人之理念，尚未能大异于是也。因此一切士农工商的活动，最后以取得大量土地而成富为目的。”

“山寨”千年：此“山寨”非彼“山寨”，但又多少与当今中国颇为尴尬的“山寨”有些渊源。几千年来，古人致富的诀窍无非是模仿(做学徒或者向身边的人学习)，再加上诚信+勤奋+运气。 商业模式的创新在几千年中少之又少，就连产品的升级换代也是慢上加慢。

这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关，因为中国的文化中有视创新为洪水猛兽的基因。传统的理学家认为，人们一旦把注意力放在新奇的玩意上，心就乱了，国家也就跟着乱了。

这就造成，中国商业的地域性也很强。说直白一些，就是扎堆在一起互相“抄袭”、相互“山寨”。由此想到今天北的电子厂商、晋江满大街的鞋厂、温州到处的服装厂，也可以理解这是几千年的一脉相承了。

“低贱”的商学院：经商之道需要系统的理论传承和实践思考，突破性的创新也需要以此作为基石，但长期在“重农抑商”思想的禁锢下，商业教育的缺失也就不足为奇了。历代的理论著作中，几乎没有关于经商的教育，连商人的面孔都是模糊不清的。

《史记》中着墨最多的当然是王侯将相之类的大人物，而专门写工商业者的《货殖列传》在其中只是一小部分，而且被放在了倒数第二篇。在司马迁之前，专为工商业者树碑立传的历史书籍从未有过，而在司马迁之后，除了班固的《汉书》模仿司马迁的写法有一篇《货值传》之外，再也找不到专门为工商业者树碑立传的历史文献了。几乎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也是司马迁的卓越之处。

春秋末期的大商人白圭，被誉为“商人之祖”，也是最早的经商理论大师，据说范蠡曾向他求教过致富秘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即是他首创的经商名言。曾有经商哲学理论著作问世，可惜

都已经失传。唯一一部能称得上经商理论的著作《计然之策》也被描述得面目模糊，范蠡曾用它使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实现了富强，他自己也用《计然之策》家累万金，成为一代巨富。其中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务完物，无息币，无敢居贵”等商业原则成了当时商界的“葵花宝典”。

但就是这么一部经典，却也已经失传，更可笑的是，至今人们都没搞明白这《计然之策》里的“计然”到底是作者本人，还是只是书名，或原本就是范蠡本人。

关羽的财神位是山西人赢来的：其实，从仅有的历史记载来看，中国人在经济领域中是十分早慧的，但教育的缺失让这些经典的东西慢慢消融，再加上传统上对商人的歧视，很少有人愿意为经商之道著书立说。于是，商人的经商智慧更多只是靠简单的口口相传和互相模仿，看邻居或亲戚家这样赚钱，自己也照葫芦画瓢地去干，不仅传播的内容有限，传播的范围也非常有限。到了近代，这种商业文化的地域性传播，加上以家族和地域为主要纽带的人际关系特点，使得商人的地域性特征十分明显，为商帮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明代兴起的晋商就是很好的写照。“开中制”推行后，山西商人收粮贩盐，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堪称是一个“白银帝国”。因为其信奉关羽，明清两代，关帝庙遍布全国，与晋商崛起不无关系。直到今天，大家几乎一提财神便知指的是关羽，但其实在之前很长的时间内，关羽只是山西人的财神而已，其他各省都供奉着自己的财神。

商帮文化以其血脉关系、内部联系和捆绑在一起的利益，撑起巨大的垄断势力网，成为商人的“保护伞”，但是一旦商帮中的核心力量遭受打击，其他的商人也很难幸免。这是一条用锁链串起来的救生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